“履職多年，我始終關注醫學創新問題。”問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即將帶到全國兩會上的熱點話題，他的回答直截了當。

　　身為心臟病學專家，葛均波擁有諸多稱謂：葛醫生、葛校長、葛委員、葛教授、葛所長、葛院士……在眾多稱呼中，葛均波最在意也最喜歡學生們稱呼他“葛校長”。這是因為在擔任同濟大學副校長期間，葛均波創立了中國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CCI）及CCI創新學院，這是他最滿意的工作之一。

　　之所以成立CCI創新學院，是為了推動醫學創新成果的產出和轉化。這個學院明確創新的主體是醫生，要求創新的理念從臨床需求出發。對于已經完成的研究成果，學院還幫助科研人員推動成果轉化并通過平臺保護創新成果。

　　為更好地推動醫學創新發展，葛均波于2015年9月成立了中國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并于2016年請辭同濟大學副校長職務，更專注于CCI的發展。2017年底，葛均波又發起成立了中國醫學創新聯盟，更是吸收了CCI創辦兩年多來的重要經驗和運行模式。

　　醫學創新需要醫生的好奇心

　　熟悉葛均波的人知道，山東人葛均波喜歡武俠小說如同喜歡面食一樣。人們對于食物的偏好常常一生都難以割舍。對于武俠小說，葛均波同樣如此。至今，偶有閑暇時光，葛均波仍喜歡拿出收藏的那些武俠小說重溫一下。

　　雖然喜歡武俠小說看似一個沒什么“科技含量”的愛好，可對葛均波而言，其中的故事情節卻常常可以輕松愉悅地啟迪他有關醫學科技創新的思考。

　　“比如說，郭靖和楊康同為忠良之后，為什么天資愚鈍的郭靖成為了武功蓋世的大俠，而天資聰穎的楊康最后卻成了投敵求榮之輩？雖然他們二人的老師江南七俠和丘處機從武功本身來說都可圈可點，甚至于丘處機的武功更高一籌，但江南七俠和丘處機培養徒弟的機制卻不一樣。這就如同醫學科技創新一樣，僅僅依靠醫生的天賦還不夠，還必須有一套完整的體制機制來保障這些研究能出成果，并實現成果的轉化。”葛均波認為，醫生作為醫學科技創新的主體，科研成果就如用他們的孩子一樣，也需要培養、保護等多層次多角度多體系的支持，才能茁壯成長。

　　醫學科技創新僅有醫生的創新天賦還不夠，但天賦卻是成就創新的起點。葛均波把這種天賦比喻為醫生的“好奇心”，他認為擁有這種好奇心的醫生才能善于在臨床中發現“意外”，并積極主動去尋求、總結“意外”的規律或者解決辦法。

　　還是一名年輕醫生時，葛均波就開始在心血管病領域聲名遠播。那是1997年，葛均波35歲，尚在德國攻讀博士后。

　　那是一個尋常的周末。葛均波一如既往地鉆進資料室，查看各種病例報告、心臟超聲圖片以及參考文獻，為論文做準備。在鋪滿了桌子的各種資料中，葛均波無意間從一幅超聲圖像中看到了半個“月亮”。在繼續翻閱其他超聲圖片的過程中，他開始緊張且興奮起來--所有被診斷為心肌橋疾病患者的超聲診斷圖像上都出現了半個“月亮”，而其他的超聲圖像上卻沒有。

　　“半月現象”受到業內的廣泛認可。在此之前，如何準確判別心肌橋造成的冠狀動脈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一直是醫學難題。雖然心肌橋造成的冠狀動脈缺血和冠心病造成的心肌缺血在表現上非常相似，但兩者的治療方法卻截然不同，因而世界各國的醫生都希望能夠取得突破。葛均波的發現大大提高了心肌橋的診斷率，血管內超聲圖像上的“半月現象”，從此成為心肌橋診斷標準。這一成果后來還被編入國際權威心血管病教科書。

　　其實，在上個世紀末，超聲技術在醫學診斷領域已經非常成熟，但將超聲探頭放到血管內進行診斷的應用尚處于起步階段。此時，醫生雖然可以通過造影技術查看血管的走向，但是看不見血管內壁的情況，而超聲技術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半月現象”的發現，直接推動了這項技術的應用。

　　醫學創新可顯著提升百姓的獲得感

　　“半月現象”的發現，是葛均波作為醫生致力于醫學創新的第一次重要發現。他回國之后帶領團隊攻克的一個又一個醫學難題，則充分展現了他的醫學創新實力---比如，領銜完成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療冠心病及首例冠狀動脈腔內照射治療技術；國內首次采用高頻旋磨術打通完全堵塞的冠狀動脈；主持研制我國首例可降解涂層新型冠脈支架；在國際上首創“逆行鋼絲對吻技術”……這些技術突破，每一項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因而也繼續成就了葛均波在心臟病學界的地位。

　　雖然個人和團隊已經“聲名赫赫”，葛均波的心里仍然有頗多遺憾。因為就全國而言，醫學創新特別是來自臨床的由醫生主導的醫學創新水平依然很低，成果產生及轉化利用率都不高，這已經成為我國醫學科技發展亟待補上的短板。而與醫學創新現狀相矛盾的是，百姓對于健康生活的需求與日俱增，希望享有醫學新科技成果的呼聲日益強烈。

　　“醫學創新可以顯著提升百姓的健康獲得感！”葛均波認為，我國社會發展邁入新時代，在創新驅動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之后，我國醫學的創新發展同樣需要承擔起新使命。因為醫學創新關乎百姓的健康和生命，是民生問題最容易獲得認同且提升百姓獲得感的領域之一。

　　以治療冠心病的支架為例說明。十幾年前，我國冠心病手術用支架只能依賴進口，當時一個支架需要4萬多元，有些患者還需要一次性植入幾個支架，因而冠心病在當年被稱為“富貴病”，很多百姓看不起病。一邊是百姓看不起病，一邊是我國心血管疾病患者逐年增加，需要使用冠脈支架的患者越來越多。作為一線醫生，葛均波雖然希望患者們少生病或者不生病，但是面對龐大的既有患者群體，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治療是每一個醫生的責任和心愿。

　　令葛均波更為憂慮的是，進口支架除了給患者帶來高昂的經濟負擔還留有“后遺癥”--傳統藥物支架存在涂層材料無法在體內降解、對稱涂層工藝等設計缺陷，由此導致的血管持續性炎癥反應和內皮化延遲，具有誘發支架內再狹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危險。支架上的藥物全部釋放后，金屬支架有可能引發炎癥，一旦引起支架血栓，患者的死亡率高達40%。

　　“中國能不能生產自己的國產冠脈藥物支架，讓支架更安全并把價格降下來？”帶著這樣的疑問，葛均波帶領團隊正式開始了冠脈藥物支架的研發工作。他與學生們幾乎放棄所有休息時間，全部撲在找材料、搞藥物涂層技術上。終于，團隊工作人員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類材料，并開發了非對稱性涂層技術，成就了現在臨床普遍可見的“可降解涂層冠脈藥物支架”。支架實現了國產化，價格成本明顯降低，每個售價在1萬元左右，減輕了每年至少數十萬冠心病患者的負擔。并且，國產支架市場份額走高，進口支架也被迫降價讓利，降幅高達七至八成。

　　現在，國產支架在國內上千家醫院使用，每年為患者節約費用高達12億元以上。作為臨床醫生和醫學科學家，葛均波甚為欣慰。

　　臨床醫生的主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有欣慰，也有遺憾。

　　雖然醫學創新能夠顯著提升百姓的獲得感，但令人遺憾的是，擔任醫學創新主體的醫生們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缺乏體制和機制保障而導致的醫研企尚未充分融合，三者互為孤島。

　　“醫生、研究機構和企業互為孤島，導致醫生有創意卻無法做成產品；即使做成產品難以量產，產權也難以得到保護；如果由醫生成立初創企業則往往融資無門，這些因素都導致了我國醫學創新無法形成高效高產的創新閉環。”葛均波表示，這種現狀限制了醫生參與醫學創新的積極性。

　　可臨床醫生在醫學創新中角色的重要性卻不容置疑。“醫學創新從創意到研發，再到臨床試驗，都少不了醫生的智慧。這從1929年的世界首次心導管檢查，及現在經皮冠狀動脈腔內血管形成術（PTCA）以及金屬裸支架（BMS）植入術都可見一斑。”葛均波坦言，醫生不僅是創新中的協助者，也是發明者和使用者，同時在創新成果的后續使用中檢驗產品效果并對不足進行改進，所以國家和社會應該重視并充分發揮醫生在醫學創新中的作用。

　　實際上，制約醫生參與創新積極性的還有目前以論文為主的晉升考評體系。在葛均波看來，論文作為研究成果的一種形式固然有其重要性，但只關注論文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醫生的創意只有轉化為產品才能形成生產力。當然，這種創新產品，可能是支架之類的醫療器械，也可能是一種治療方案。因而葛均波建議，醫生的考評體系還需要考核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并制定創新人才的激勵政策，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醫生參與創新研究的積極性。

　　葛均波認為，我國年輕的臨床醫生并不缺乏創新理念，但缺乏轉化研究成果的能力。因為如何把理念變成專利保護起來，又如何把專利變成產品服務于人們的健康，往往都不是醫生群體自己能夠做到的，還需要醫生和醫藥企業建立協作關系，也就是醫研企形成良好的融合關系。

　　加強醫研企的融合，加強臨床醫生研究成果的轉化和使用，是葛均波發起成立中國醫學創新聯盟的初衷。他希望這個第三方服務平臺，能夠聯通醫生、醫療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醫藥企業、投資公司等醫學創新的相關個人和機構，從而搭建醫學創新成果轉移轉化的完整產業鏈，實現讓更多國內醫學創新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向臨床，最終為百姓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醫學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形成“萬醫創新”的格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條路上，葛均波是推動者，也是見證者。